积极履职尽责 当好百姓代言人

例如，《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以违反国家规定为构成要件的规范要素，国家规定主要是指违反行政许可法、金融外汇规定或者其他法律，如果没有违反上述行政法规，就不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与此同时，权威者对于行动者而言，既不是完全的透明，也不是完全的不透明，[39]我称之为半透明性（semitransparency）。这些理由，既可能来自于建议本身的质量，也可能来自于某些额外的东西。

同样，还是因为无差异命题，义务进—义务出的模式也将无法成立，因为此时实践权威仍然无法制造差异。Raz认为，理论权威的功能，仅仅是提供了某些信息而已，并且这些信息独立于权威的表述而单独存在。被替代或排除的原因存在十分明显的差别：受保护的理由是因为本身是二阶理由，所以这是一种性质上的替代与排除。一旦注意到这一点，那么无差异命题对于理论权威的伤害将大为降低，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就重新成为值得被认真对待的现象。但是，这样的缓解对于无差异命题的补救是很有限的，因为该决定过程所具有的实践差异效果已经呈现出来了，即该决定过程本身就与依赖理由一道，共同决定了决定的作出。

正是因为事实上拥有更多的知识或更有见识这个条件的存在，使得朋友和权威这两种关系具有不同的属性。无论怎样来理解这个话题，[2]至少它都在概念上肯定了政治权威能够创造义务的核心要素，并且是以如下方式创造出义务的：当政治权威说你应当做φ，你就有了做φ的义务，即使在政治权威没有事实上给出这个指令之前，你并没有做φ的义务。这个特点表明，理论权威所输出的不再是义务，而只不过是理由。

Raz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67]他区分了重要的错误（great mistake）与清楚的错误（clear mistake），并认为只有出现重要错误时，权威指令才不具备义务的属性，因此，正当权威的中介功能可以同清楚的错误共存。这些事项既有可能是不得不交给权威决定的，也有可能是通过同意的范围交给权威决定的。如果理论权威的确具备这种透明性（transparency）的效果，那么这当然不会影响到行动者的实践权衡，所以它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这就是无差异命题的意义。当然，纵使如此，还是存在两个程序同等好的可能性，也存在一个浪费的程序可能更有助于决定的情形。

其二，他们作出的决定改变了在这之前的行动选择，所以实践差异也就有了。See Hobbes, Leviathan, Richard Tuck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p.177. [28] Raz也同意这个判断。

[64] See Stephen Darwall,Authority and Reasons: Exclusionary and Second-Personal, Ethics, Vol.120, No.2(Jan.,2010), pp.269-270. [65] 之所以只讨论断然性命题和通常证立命题，是因为我所主张的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与服务权威观，在依赖命题的看法上并不存在区别。不过，这种权威的意义非常有限，一方面，在领域上，它只能针对社会合作的问题，而没有理由针对其他的情形。[73] 这并不蕴含着国家可以随意施加刑罚的主张，这一方面受制于该种刑罚是否公平之类的一般正义标准，也同时受制于国家正当性这类的政治道德的标准。因此在概念上，无差异命题与理论权威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

作者简介：陈景辉，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在本节中，我将证明这种说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它忽视了不对称性（asymmetrical）这个权威在概念上必然包含的要素。如果权威者能够有效地提出这个主张，那么它就是一个事实权威（de facto authority）。[21] 不过，连带着放弃理由进—理由出的模式，并不是这种看法的必然结果。

其中，权威者的指令—行动者的特定行动的后半部分，是断然性命题的内容，即权威者如此指令这个事实取代或排除了行动者的自行判断。换句话说，如果所有的程序对于解决特定问题而言是同样的效果，那么，选择任何程序都将跟认知优势没有关系。

其中，理由是通过衡量的方式来使得行为人找到最佳（最有分量）的理由，并以此作为作出特定行动的基础。那些被替代或排除的一阶理由，不可能拥有反向凌驾于二阶理由的可能，但在某些条件成就下，它却具备凌驾于被加重的理由的可能。

或者，从服从的角度上看也同样能说明问题，队员们此时所真正服从的，其实并不是裁判这个权威者，而是赋予其角色的制度（以及由其规定的规范性效果）。[52] 这表明，权威的程序性观念一定不会是抽签、赌博之类的价值盲目性程序。如果权威指令一定是义务，那么，Raz就得付出盲目性与神秘性的代价，我不认为他愿意这样做。[7]这是一种关于权威的性质与功能（角色）的看法，即权威的功能在于促进（improve）行动者对于理由的服从。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理论权威并没有像实践权威那样会产生施加义务的结果，因为它只是给了需要者相信的理由，并且这是一种认知性的给予理由（epistemic reason-giving）。另一方面是要求，行动者必须关心自己的诉求——敏感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追求。

具体来说，这种建议中所包含的建议质量与友谊两个部分，是分别施加分量的，即友谊的分量并没有被附加到建议之上，所以，你的建议有问题本身仍然是合适的反对理由。See Joseph Raz,On Respect, Authority, and Neutrality: A Response, Ethics, Vol.120, No.2(Jan.,2010), p.291. [72] 参见注[19]，第4、5页。

[5] 或者这样说，即使政治权威能够创造义务，这也不是来自于它作为一种权威所导致的结果，而可能来自于其他的政治道德原则。然而，这并不是政治权威这个概念的全部内容，它还包括其治下的人民有服从的义务（the duty to obey）这个对应性的部分。

这个部分看起来只涉及依赖命题：由于正当权威所发出的指令必然建立在行动者早有的理由的基础上，所以，依赖命题就当然成立。于是，朋友的建议就比陌生人的建议分量更重，不过，这并不是说朋友的建议在内容上／质量上就高于陌生人的建议，而是因为友谊作为独立于建议质量的因素，使得我必须更妥当地对待。

[30] See H. L. A. Hart,Commands and Authoritative Reasons, in H. L. A. Hart (ed.), Essays on Bentha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p.262. [31] 如果在特定友谊关系中只存在一方将另一方视为朋友的情形，那么通常意味着，这并不是真正的友谊关系。例如，在神圣命令理论的支持者（divine command theorists）看来，由于理论权威者是全知全能、从不犯错误的上帝，[61]所针对的是凡人根本无法把握的命运之类事项，那么理论权威（上帝）将具备输出真正的受保护的理由的能力。显然，即使原料（依赖命题）的确重要——输进去白菜是不可能产出火腿肠的，但最重要的还是机器的加工过程（通常证立命题）。权威关系蕴含的这种不对称性，说明了为什么理论家很容易认同这个主张：实践权威化约为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34]因为规范性权力本来就是一种单方意志或决定足以改变对方规范性地位的权利，[35]这基本上契合了规范关系的不对称性。

一旦注意到这一点，那么，由此而来的半透明性将会赋予理论权威以分量加重的效果，一个分量被加重的准义务就会被创造出来，行动者通常就需要按照它的指示行事。[14] 简单地说，在通常情形之下，如果不存在实践权威，行动的方式是行动者已有理由—行动者自身的理由衡量—行动者特定行动，这明显展现了自治的价值。

这一方面是要求，即使权威者在其中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也必须寄生在为行动者的利益着想的基础上。由于认知能力上的限制，人们不一定能了解或掌握已经在那里的东西，此时理论权威就可以有效补足这个缺陷，将它呈现在需要者的面前。

要么你根本就不是权威，而我将你当作权威，那么这种做法就是非理性的或盲目的。Raz在讨论错误问题的时候，写下了这段话：如果每一次（权威）指令都是错误的，即每一次它都没有正确的反映理由（的权衡），它将暴露在‘错误的挑战之下，将权威接受为一个对正确理由的更可依赖的、更成功的指导，所带来的那些优点将会消失。

当二阶理由和一阶理由相遇的时候，即使就分量而言，那个一阶理由更重，但由于性质上的原因，二阶理由就足以凌驾于所有一阶理由之上，否则二阶理由就不具备二阶性。[29]因此，虽然可听可不听的效果使它们都能被称为建议，但是这其中的结构性因素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并且，这个做法至少蕴含了另外的专家是跟你同样地位的专家的主张，甚至蕴含了他是更大的专家（权威）的主张。理论权威与行动者之间的这种半透明性，要求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条件：其一是工具性条件，即权威者必须要为行动者着想，而不是单纯为了自己的利益。

[79]如果这些方面是失败的，那么，即使义务进—义务出的模式获得了支持，权威本身也并不具备重要性。所以，通常证立命题要么输出的是盲目的义务，要么输出的是准受保护的理由。

所以，我认同Raz的看法，事实权威必然以正当权威作为概念条件。并且，我承认，这是一种实践权威而不是理论权威，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权威不涉及到哪种选择更好之类的理论（观念）问题，而是单独针对如何去行动的实践问题。

即使处在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同样向人们传递了关于如何行动的信息，它将行动者原本应当掌握的信息传递给行动者，像健身教练告诉减肥者该如何锻炼一样，减肥者因为权威者这样说，就有了相信这样做是好的的理由，也就有了这样做的理由，[20]但却没有这样做的义务。换句话说，除非是面对合作难题时，我遵从自己同意的义务才能创造出权威之外，在其他所有同意的情形中，要么无法创造权威，要么我的同意是不重要的，要么我就是非理性的。